婆媳問題中沉默的伴侶。陸配溺殺2幼女！夫申請被害補償金因「消極無作為」遭砍144萬
2024年7月新北市碧潭發生的兩名幼女溺斃案，在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再度因犯罪被害人補償金的核定結果引發關注。這起悲劇不僅牽動法律責任，也牽動家庭角色、婚姻支持與情緒照顧等深層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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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婆婆吵架，親手溺斃兩名兒女
簡姓女子原籍中國湖南，曾在廣東經營自創護膚品牌，2014年與台籍白姓男子結婚，婚後育有兩名女兒。2022年間，她因商務糾紛遭合夥人攻擊致左眼失明，事業停擺並捲入官司，經濟與身心狀況皆陷入低潮。2023年在丈夫主導下舉家返台，與公婆同住於中和27坪公寓。
2024年7月2日，簡女與婆婆發生爭執，當日上午10時許帶著10歲與8歲的兩名女兒前往碧潭，以拍照為由將孩子帶入深水區，故意鬆手致其溺斃。法院依成年人故意殺害兒童罪，判處有期徒刑16年6月。
丈夫申請被害人補償金，因對婆媳糾紛「消極無作為」被減少
案發後，白姓丈夫向台北地檢署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360萬元。審議委員會審酌相關事證後，認為雖然丈夫本身亦屬被害人家屬，但其在事件發展過程中，並非全然無責。
首先，在妻子因暴力事件失明、事業崩解並出現身心疾病徵象時，丈夫未提供足夠支持與協助。其次，返台與公婆同住的決策由丈夫主導，卻未妥善處理婆媳之間因生活習慣、教養方式與居住空間壓縮所產生的長期衝突。審議委員會認定，其消極不作為與家庭壓力累積，與犯罪動機形成存在一定關聯性，因此酌減補償金四成，核准216萬元。
此一決定，實質上將家庭照顧責任納入補償審查範圍，具有指標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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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媳衝突與家庭壓力的結構性問題
從家庭社會學角度觀察，三代同堂在居住空間有限的情況下，極易產生界線模糊與角色衝突。尤其當主要經濟來源受創、個人身體功能受損時，家庭權力結構可能重新排列。原本具有經濟自主與職涯成就的女性，在突發失明與事業中斷後，若未獲伴侶情感支持，容易陷入自我價值崩解與孤立感。
婆媳衝突本質上並非單純人際不合，而是角色界線與權力歸屬問題。當配偶未能成為緩衝者，反而採取消極迴避態度，衝突便可能長期累積。對於已承受創傷與壓力的個體而言，這種環境會放大失控風險。
本案補償金酌減的關鍵，在於審議單位認定丈夫並非純然「外在受害者」。這並非將刑事責任轉嫁，而是從制度面確認：家庭成員對彼此具有照顧與預防義務。若長期忽視重大心理壓力與衝突，當風險顯著卻未介入，法律可能在行政補償層面予以評價。
這也意味著，未來類似案件中，「消極不作為」將更可能被納入責任討論。家庭不再只是私領域，而是影響公共安全的關鍵場域。
婆媳糾紛，沉默伴侶導致的問題
若從臨床心理角度分析，丈夫在婆媳衝突中的缺席，是一種典型的「情緒抽離」與「衝突迴避」模式。許多伴侶誤以為不介入即為中立，但在家庭系統理論中，缺席本身就是一種位置選擇。當一方長期承受壓力而未獲支持，情緒會逐漸由焦慮轉為絕望，甚至出現極端行為。
配偶角色的核心功能，在於建立安全感與情緒緩衝區。尤其在創傷後適應階段，若缺乏伴侶同理與實質協助，個體更容易出現認知扭曲與失控反應。從心理師的專業觀點看，本案丈夫的疏失並非直接導致犯罪，而是未能履行情緒守門人的角色。家庭中的沉默，往往比爭吵更具破壞性。
這起案件提醒社會：家庭關係不是單向責任，而是一個彼此影響的系統。當其中一環選擇退場，風險並不會消失，只會轉化為更難以承受的後果。
